编者按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独特智慧。“两个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造就了拥有更深文化内涵和更宽文明维度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如何正确理解“文明形态”与“文化生命体”的哲学内涵？本刊特约请两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明形态的多维向度、“文化生命体”的文明特质与哲学内涵进行深入阐发，以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和思考。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也是社会生产方式、制度结构和精神文化长期演进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文明形态”这一概念，但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解文明形态的生成机制和演进规律提供了根本方法论。特别是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以及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形成了关于文明形态多维划分的理论思路，揭示了文明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具有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以及社会演进的历史性。这表明，文明形态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包含时间、空间、产业、主体和历史等多重向度的综合性范畴。深入把握文明形态的多维向度，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解，也有助于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文明的时间形态彰显历史演进规律
时间维度是文明形态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任何文明都不是静止存在的，而是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制度调整和文化积累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看，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体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阶段分析方法。一方面，他们依据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将文明区分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制度结构、经济组织和文化形态之间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旧文明”与“新文明”的历史比较，说明新的社会制度总是在突破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文明跃迁。这种划分并非简单按照年代排序，而是立足生产方式变革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
文明发展的时间向度体现的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不同文明既继承历史积累，又不断实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造。文明的发展不是线性递进，更不是单一路径的发展模式，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多重时间结构并存的发展状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基础、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在同一时代往往呈现不同的发展节奏。这种多重时间性的存在，决定了文明发展既具有共同规律，又具有鲜明的历史个性。
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维度，尊重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反对以单一现代化标准衡量世界不同文明的发展水平，才能充分认识不同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统一中把握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文明的空间形态塑造文明多样格局
文明从来不是脱离具体空间而存在的抽象概念，而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中生成发展的社会实践成果。不同地域孕育不同文明，不同文明又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看，地理环境并不直接决定文明的发展方向，但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空间结构会通过影响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交往模式，进而对文明形态产生深刻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不同区域文明的发展特点，并将地理空间作为考察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文明演进的重要分析视角。他们关于西方文明与东方社会的相关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文明空间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时指出，资本、商品和技术不断突破国家边界，推动世界历史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不同，又表现出鲜明的发展差异。
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地域差异塑造了文明的丰富形态。欧洲近代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文明迅速扩张，形成以市场经济、工业生产和现代国家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而东方社会则长期保持着较强的制度连续性和文化稳定性，在社会组织、价值理念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既肯定资本主义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作用，也深刻批判殖民扩张以“文明”之名实施掠夺和压迫的历史事实。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文明发展的地域边界正在不断突破，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更加凸显。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新时代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体现。
文明的产业形态奠定文明进步基础
生产方式是文明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同产业结构塑造不同文明形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而生产力的发展又集中体现为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农业、工业以及现代数字经济等不同产业形态，不仅改变着社会财富创造方式，也深刻影响着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之间的转换，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期依靠农业发展，形成了以土地依附关系、自然经济和宗法秩序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而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工业和商业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推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并深刻改变社会组织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曾指出，“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事实上，每一次重大产业革命都会推动文明形态发生深刻调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促进了现代国家形成和科学技术发展；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文明，则推动平台经济、智能工厂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引发社会运行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发展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文明进步。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只有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与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相协调，才能真正推动文明不断迈向更高阶段。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丰富文明内涵的重要实践路径。
文明的主体形态展现民族国家的文明创造
文明既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历史成果，又总是依托具体的民族国家而形成和发展。任何文明都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在特定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组织中孕育、传承和创新的。因此，从民族国家的主体维度考察文明形态，不仅能够揭示文明发展的主体基础，而且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形成各具特色发展道路的缘由。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们对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分析，不止于其在哲学、政治制度和法治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更注重揭示这些文明赖以形成的社会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局限。他们关于德意志文明、法国文明和俄国文明的讨论，同样不是停留于文化层面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不同民族国家制度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文明的民族国家形态表明，任何文明都必须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一个民族只有坚持文化主体性，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推进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创新；而照搬照抄他国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也容易造成文化断裂和制度失序。
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正是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历史基础，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原则。
文明的历史形态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确实是理解文明形态历史生成与宏观演进的根本框架。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孤立演进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社会形态变迁、生产方式发展和制度结构调整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的结果，而文明形态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演进和更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经典论述虽然讨论的是社会形态，但同时也为理解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恩格斯在分析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时进一步指出，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分别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这说明，文明的发展始终建立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形态变革不断实现历史跃迁。从奴隶制文明到封建文明，再到资本主义文明，每一次文明形态转换都伴随着生产方式革命、社会关系重构和价值体系更新。
文明的历史形态进一步揭示了文明发展的辩证规律。一方面，新的社会形态孕育新的文明形态，生产力发展不断突破旧制度束缚，推动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另一方面，文明建设又反作用于社会发展，通过思想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造，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双向互动，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重要原理。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形态。它不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简单回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
文明的时间形态、空间形态、产业形态、主体形态和历史形态，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五个维度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规律性。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把握文明形态的多维生成逻辑，深化对文明发展规律的研究，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为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生命力。
（作者：毛华兵，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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